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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階段轉換亟待推進三大重要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的近40年，我國經濟保持了近10%的高速增長。這一舉世矚目曆史性成就的取得依托于諸多條件。在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底子薄、基數小、增長空間大，人類社會已經創造出的大量技術和經驗可以引進借鑒；我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人口，意味着需求規模和潛力大，勞動力數量多、成本低；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成本偏低，生态環境約束較松；更重要的是，我國社會政治穩定，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開放型經濟，有效利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上這些條件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促成了人類曆史上未曾有過的人口大國經濟長時期高速增長的奇迹，同時也使這種增長不可避免地帶有數量規模快速擴張的特征，伴随着一些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

2008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們采取了穩增長的刺激政策，增長速度在全球範圍内率先回升，并于2011年第一季度到達高點，此後增長速度逐步放緩。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情況、新問題，黨中央做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斷。從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和條件看，已經或正在經曆着不少重要變化，包括我國15—59歲勞動力人數從2012年開始下降，農民工進城數量減少，工資水平相應上升，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正在減弱；房地産等終端需求和鋼鐵、煤炭等重要工業品相繼出現曆史需求峰值，增長速度明顯減緩，産能過剩和産品庫存過多等問題突出；土地等資源價格上升，部分城市房價高企，生态環境壓力加大，有些方面接近甚至超過承受底線；随着我國要素成本上升、出口基數增大以及國際市場環境變化，以往出口高速增長難以為繼，必須更多依靠内需；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房地産與其他領域之間、實體經濟内部出現嚴重不平衡，部分領域杠杆率過高，金融風險增加，經濟增長效率呈現下降态勢。伴随着這些變化，我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轉變，經濟增長轉向更多地依靠消費、服務業和國内需求，更多地依靠勞動者素質提高、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産率改進。相應地，經濟發展階段開始轉換，由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從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曆史看，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符合規律，也有國際經驗可以借鑒。這種轉換并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但機遇期的内涵出現重大變化。如果說以前主要是“鋪攤子”，以後則主要是“上台階”。盡管我國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每年的增量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帶動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在保持可争取的增長速度的同時，難度主要在如何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挑戰轉換為新的發展機遇。

二、變革的關鍵是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的重要内容。

質量變革，包括通常所說的提高産品和服務質量，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國民經濟各領域、各層面的素質。這是一場從理念、目标、制度到具體領域工作細節的全方位變革。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向國際先進質量标準看齊，開展質量提升行動，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使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成為高質量的标志；推動企業和産品的優勝劣汰，資源向優質企業和産品集中，通過充分有效的市場競争，逐步形成一批有長期穩定國際競争力的高質量品牌企業和産品；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推動創新要素的流動和集聚，鼓勵旨在提高産品和服務質量的各類創新，使創新成為質量提高的強大動能；把綠色發展作為質量提高的重要内容，從消費、生産、流通、投資到生活方式，加快全方位的綠色轉型，使綠色低碳成為高質量産品和服務的重要特征。

效率變革，就是要找出并填平在以往高速增長階段被掩蓋或忽視的各種低效率窪地，為高質量發展打下一個效率和競争力的穩固基礎。市場競争，歸根結底是投入産出比較的競争、效率高低的競争。必須深化行政性壟斷問題依然突出領域的改革，重點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金融等行業引入和加強競争，全面降低實體經濟運營的能源、物流、通訊、融資等成本，提高發展實體經濟特别是制造業的吸引力、競争力；進一步實質性放寬市場準入，完善退出機制，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使高效要素進得去，低效要素退得出，通過生産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企業兼并重組、産業轉型升級，全面提高經濟的投入産出效率；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和治理各類經濟泡沫，降低過高的杠杆率，化解金融風險，為實體經濟創新發展、轉型升級提供有效金融服務；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更大範圍、更高水平參與國際競争和合作，穩步提升我國産業在全球價值鍊中的地位。

動力變革，就是要在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逐步減弱後，适應高質量、高效率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需要，加快勞動力數量紅利到質量紅利的轉換。必須把發展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從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到職業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質量，提高經濟社會發展各個層面勞動者的素質；加強知識産權的保護和激勵，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促進各類人才的合理流動，更大程度地調動企業家、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其他人才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尊重勞動、尊重創造，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提高一線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打破階層固化，拓展縱向流動、奮鬥成才的渠道和機會。

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已經不可能像以往那樣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必須轉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在三大重要變革中，質量變革是主體，效率變革是主線，動力變革是基礎，關鍵是切實、持續地提高全要素生産率。解決好這個關鍵問題，我們才能在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同時，開創質量效益明顯提高、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發展新局面。

三、實現三大變革必須深化改革、營造環境

國際經驗表明，經濟落後國家在工業化較早階段實現高速增長相對容易，而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過渡中，發展的難度明顯增大。二戰以後，許多國家進入工業化進程，并達到中等收入階段，但進入高收入階段的隻有13個經濟體。一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長遲緩甚至倒退。如果說在高速增長階段數量規模擴張容易見效，短期内就能大變樣，而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使提高質量效益見成效、上台階。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将會遇到以往高速增長階段未曾遇到的挑戰，要面對并解決許多新矛盾、新問題，從根本上說，必須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營造與高質量發展相适應的體制政策環境。

首先，要解決好對經濟發展目标的認識問題。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如果試圖繼續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長，不注重質量效益，要麼速度上不去，要麼短期内上去了，還會掉下來，引起經濟的大起大落，一個時期後算總賬，實際增長速度反而是低的。所以，強調質量效益，強調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從長時期看，實際上對保持必要的增長速度是有利的。必須糾正“唯GDP”傾向，在發展目标上更加注重就業創業、質量效益、風險防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其次，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不論是促進生産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打破壟斷、鼓勵競争、優勝劣汰，還是穩定企業家預期、調動各方面人才的積極性、創造性，都要求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落到實處。政府是否更好發揮作用，也要看是否有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深化産權保護、國企國資、土地、财稅、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點領域的改革。深化改革要重視頂層設計，明确方向、劃出底線；同時要重視地方、基層和企業的改革探索，通過試錯減少改革的不确定性，找到符合長遠方向又切合實際情況的改革辦法。

再次，更加重視創新環境建設。成功的創新取決于諸多條件，根本的一條，是要形成有利于創新的環境條件，包括知識産權的保護和激勵，企業家、科學家等創新主體的穩定預期，各種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組合，創新不同階段金融産品的有效服務，産業配套條件和創新基礎設施的支撐等。國内外經驗表明，成功的創新主要源于區域性創新中心和創新型城市，就是由于這些地區比其他地區具備更好的創新環境。必須加快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開放創新要素市場，形成改善創新環境的地區間競争機制，推動更多的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型城市脫穎而出。

第四，形成促進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生态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正在深入人心，關鍵是如何把理念轉變為行動，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戰略理念真正落到實處。綠色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方式，不僅要做減法，治理污染，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形成新的消費升級動能、經濟增長動能和創新發展動能。促進綠色發展，要注重生态資本核算的研究和實踐探索，逐步使綠色發展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社會團體和個人開展的公益活動，轉變為更多企業和個人參與的日常經濟活動；加快形成綠色生産和消費的法律制度、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形成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積極探索綠色發展帶動欠發達地區脫貧的有效途徑。

第五，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仍然處在追趕期，不能自滿自負，需要繼續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這正是我國在總體上已不再缺少資金，但仍要引進外資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要積極穩妥地走出去，對接國際上處在價值鍊中高端的技術、管理、供應鍊、營銷渠道、品牌、人才等優質要素，全面提升我國産業和企業的國際競争力，形成更具廣度和深度的開放型經濟體系。